香港一曲壮丽的钢铁史诗——鞍钢与共和国风雨同行70载实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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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这里起步。

70年前，她在千疮百孔中恢复开工，挺起国家建设的钢铁脊梁，点燃了举国上下摆脱一穷二白的希望。

共和国的经济成长在这里见证。

70年间，她在百折不回中沧桑巨变，折射出一个农业大国迈向工业大国的不懈追求。

从全国支援鞍钢复工，到鞍钢支援全国建设；从改革开放后奋起直追，到新时代踏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。翻开这个共和国“工业巨子”的奋斗长卷，那里有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，蕴藏着国家持续向前的力量。

在一片废墟中快速站起，为了祖国发展需要，为了人民当家做主

如今钢铁产能接近4000万吨，跻身世界500强的巨型“钢铁航母”，70年前，是在一片废墟中起航。

1948年11月，东北全境解放。

1个月后，当40岁的李大璋带着中共东北局调令，一脚踏进鞍钢厂区，被这里的破败震惊了。

“铁水凝固在高炉里，厂房内设备残缺。”李大璋的儿子李晓东，至今还能体会父亲担任鞍山钢铁公司首任经理的艰难。

当时，国内年产钢不足10万吨，还不够每家每户打一把菜刀。

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，党中央要求鞍钢迅速复工。恢复高炉的材料、工具极度匮乏，老工人孟泰站了出来，带领工友刨开冰雪，搜集机器零件。高炉修复时，他吃饭、睡觉都在厂里。

这位新中国第一代杰出劳模，少年时逃过荒、青年时为日本人背过煤，挨打、挨饿是常事，半辈子漂泊不定。当解放军开进鞍山城，工人们当家做主，年过50的他才找到了“家”。

“跟共产党走，棒打不回头”——孟泰一句话，戳中了工友们的心。厂里发动工人们献交器材，数千职工肩扛、担挑、车推，络绎而来，队伍从厂区一直排到几里开外。

短短半年多，这里就炼出第一炉铁水和第一炉钢水。1949年7月9日，鞍山钢铁公司举行盛大的开工典礼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专门送来贺幛，勉励鞍钢“为工业中国而斗争”。

曾断言这片钢厂废墟上“只能种高粱”的日本专家感慨，从来都是个人往家里拿东西，哪有给厂子送东西的，“共产党了不起！”

当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政权，工业化就成为新中国的必然追求，而钢铁工业无疑是实现工业化的“地基”。

1950年初，党中央发出全国支援鞍钢的号召。近两万名干部、技术人员、大中专毕业生和各类技工，从祖国各地奔赴而来。其中有5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，人们形象地称为“500罗汉”。

今年91岁的谭福润就是“500罗汉”之一。

“我当时在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工作，办公地点毗邻西湖，景色宜人。谁都知道，工业战线劳动强度大，工作环境差。”参加过莱芜战役、孟良崮战役的老人说，“我不能‘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’，还得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”

集中力量办大事，众人能移万座山。“一五”期间，鞍钢产量很快就超过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，每年生产的钢、铁、钢材均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以上。1953年12月，鞍钢“三大工程”——无缝钢管厂、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竣工投产。毛主席专门发来贺信，称赞这是“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”。

“短短几年，鞍钢就从一片废墟中站了起来，有力支撑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平稳起步。”鞍钢退休干部许家强说，这是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的胜利，也向全国传递了信心和力量。

“全国支援鞍钢复工”带来的就是“鞍钢支援全国建设”。一座座钢铁基地在各地拔地而起，新中国工业家底日渐丰厚。

1964年，国家启动“三线建设”，指定鞍钢包建贵州水钢。今年93岁的杜洪文就是援建者之一。在鞍钢机修厂工作的他，撇下妻子和三个女儿，一去就是15年。

当年报名时，老人第一个举手：“毛主席说，三线建设不好，他睡不着觉。去水钢，光荣！”

光荣背后是付出。杜洪文的大女儿杜丽娜清楚记得，那些年母亲安顿姐妹三人睡下，常常打亮手电筒，反复看父亲写满思念的来信，整个被窝都跟着母亲的抽泣而抖动……

从20世纪50年代起，鞍钢先后向各地输送钢铁建设人才12.5万名，援建了包钢、武钢、攀钢、水钢等10多家国有大型钢铁企业。“鞍钢就像老母鸡，下蛋下到全中国。”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说。

　在自力更生中奋发图强，为了市场需要，为了永立潮头

当国家开始破除一统到底的计划体制，“共和国钢铁工业长子”感受到了压力。

经过30年超负荷运转，鞍钢露出疲态：炼铁高炉经常被“开膛破肚”，屡次大修；炼钢平炉黑烟滚滚，熏得人喘不过气来……

“一五”时期，革新能手王崇伦发明“万能工具胎”，将生产效率提高6至7倍，他一年完成4年多的工作量，被誉为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”。

这之后，鞍钢放手发动群众，其鼓励干部参加劳动、工人参加管理，改革企业中不合理规章制度等做法，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。1960年3月22日，毛主席在一份文件上批示：“……鞍钢宪法在远东，在中国出现了。……”由鞍钢人探索的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，在全国工业企业大面积推广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国家无力对老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改造。“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国家资金紧，我们自己筹；买不起新设备，就买旧的。”回忆那段艰难岁月，鞍钢人掷地有声。

当时，国内还没有专门的厚板厂。鞍钢看准时机，向职工集资1.2亿元，建起了二手生产线。正是这种独有的胆识和眼光，成就了企业最赚钱的项目。

新一届鞍钢领导班子走马上任。刚上任的鞍钢总经理刘玠急了眼——“再不改造，鞍钢就成一堆废铜烂铁了！”

发轫于“九五”时期的大规模技术改造，给鞍钢带来了转机。在一缺资金、二稳产量的倒逼之下，鞍钢技改以我为主，努力做到“高起点、少投入、快产出、高效益”，为一批国有老企业改造提升探出了新路。

“别人全套引进海外装备，我们只购买关键部件，能自己动手的，决不依赖外方。”曾经担任鞍钢技术改造部部长的王明仁说，仅一条1780热连轧生产线，我们就省了近40亿元，创造了同类项目工期最短、总投资最低两个“行业第一”。

改造东部老厂，兴建西部新区，在渤海湾畔建设世界先进的精品钢基地……进入21世纪，老鞍钢脱胎换骨，旧貌换新颜，回应了市场对装备技术、产品质量的更高要求。

不气馁，不服输，鞍钢人又一次站上了国家改革发展的潮头。

在烈焰浴火中自我革命，为了时代需要，为了国企气质

轧制一根无缝钢管，经过加热、穿孔、连轧、定径、矫直、切割等工序。在鞍钢无缝钢管厂，“金鑫突击队”创造了22人的集团最低用工纪录。

纪录的诞生，始于鞍钢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。

自2010年与攀钢联合重组，鞍钢的生产基地遍布辽宁、四川、广东等地，成为跨区域的超大集团。

此时的中国钢铁业，早已告别短缺经济，钢铁产量跃居全球第一。然而由“钢铁大国”向“钢铁强国”攀爬，崖陡壁滑。

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，国内钢铁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“寒冬”，鞍钢也一度连续5年陷入亏损。曾经担起国家荣耀的老国企如何凤凰涅槃？勇于自我革命的鞍钢人不等不靠，而是苦练内功。

2017年底，成都市青白江区。走进停产关闭的攀钢成都钢钒有限公司，记者曾看到这样的场景：偌大厂房内空无一人，等待拆除的轧机冷冷冰冰。

留守公司的“末代经理”张虎语气坚定：“生产了半个多世纪，现在断臂求生，1.5万名职工虽然不舍，但不得不挥泪退出。”

除了淘汰落后产能，鞍钢还清退劳务用工、关停入不敷出生产线、处置“僵尸企业”……企业从“负重前行”转向“微观激活”的同时，鞍钢努力摆脱效益被钢价左右的窘迫，寻求从“一钢独大”走向“多业并举”。

在鞍钢德邻陆港钢铁电商物流园，大型设备正将钢材卷板吊上货车，客户通过手机APP，就能发出运货指令，并实时了解货物状态。物流园负责人王锋说，原先是客户求我们，现在，我们在想方设法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。

“与以往历次改革相比，这次的广度、深度和痛感，都让十几万鞍钢人刻骨铭心。”鞍钢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姚林说。正是凭着这股打破常规的坚毅，去年无缝钢管厂扭亏为盈，鞍钢集团也大幅盈利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中国钢铁业在战略突围中拨云见日。亲历了这场烈焰浴火的锤炼，鞍钢人开始读懂，什么才是新时代赋予他们的新使命。

几年来，鞍钢设立职工创新工作室，推广由一线职工摸索出的先进操作法。去年9月，鞍钢炼钢总厂职工王振奎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上喜获金奖。他说，人人都可尝试、个个都有机会，鼓励创新将个人成长与企业发展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
半个多世纪前，当国家为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用钢发愁时，鞍钢接下任务，刻苦研发出新钢种，一时被人们称为“争气钢”。

而今，从超强“海工钢”到高强“汽车钢”，从高端“核电钢”到“高温合金及钛合金”……鞍钢出产的一大批高精尖品种，广泛应用于“蓝鲸一号”“华龙一号”、港珠澳大桥等重点工程，为国之重器撑起了“钢铁脊梁”。

就在几年前，美国纽约韦拉札诺海峡大桥翻新时，鞍钢中标全部桥梁用钢板。面对美方舆论，业主单位拿出鞍钢产品质量优异的检测报告，质疑者顿时沉默。

鞍钢设计院技术员杨颖说：“反复冲击技术高峰，这是新时代‘长子企业’义不容辞的国之担当。”

在鞍钢沿用了近70年的厂徽上，一段钢轨的标识，人们广为熟悉。

从1953年轧制新中国第一根重轨，至今，鞍钢生产的用于高铁运行的高速重轨，已占到全国市场的七成左右。

走进鞍钢大型厂一眼看不到尽头的厂房，一方长条钢坯加温后通体透红，每经过一道轧机，就被轧制拉长，经过多台轧机反复轧制，一根百米重轨锻造成功。